谈球吧游戏:
1954年，一个26岁的中国青年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。他叫，日后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。但在那一刻，他只是共青团中央的一名普通研究员，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满腔热忱，奔赴苏联学习。
在此后断断续续的十年里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蜜月，也见证了两国交恶后使馆被警察岗哨包围的紧张岁月。但真正让他困惑一生的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纷争，而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极难回答的问题：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的苏联，会有这么多的问题？
这个问题，他在《外交十记》中写了下来。而历史给出的最终答案，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残酷——1991年12月25日，苏联解体。
1954年的莫斯科，正处于赫鲁晓夫刚刚上台后的短暂春天。中苏关系也正值最好的时期，苏联方面对中国学员的照顾无微不至。团校的俄语老师听说中国人爱吃花生米，千方百计在莫斯科城里找来一大包，一一分给每个学员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翻译瓦里娅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学员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，那份耐心和热情，让年轻的感到，自己来到的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。
在他们这批中国学员心目中，苏联是列宁的故乡、革命的圣地。这一个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，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辉煌胜利，正朝着光明的前景大步前进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方方面面都在学习苏联经验。能被选派到苏联来，和同伴们都觉得既兴奋又光荣。
随着和苏联老师、同学的交往加深，慢慢的发现，这个被他视为理想社会的国家，并不像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完美。不少苏联人在私下交谈中，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不满情绪。这些抱怨指向的，不是某个具体的政策失误，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——物资供应的紧张、办事效率的低下、社会风气中弥漫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闷。
和同伴们最初深感诧异。他们想不明白，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的苏联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？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？
这是一个26岁的中国青年在1950年代提出的问题。这样的一个问题看似天真，却直指苏联体制的核心矛盾。当时的他不可能知道，就在大约二十年前，两位法国作家已经带着同样的困惑来到莫斯科——他们看到的问题，比看到的还要触目惊心。
1935年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·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苏联。他住在高尔基的豪华别墅里，亲眼目睹了特权阶层的奢靡生活，也在红场的体育盛会上看到了对斯大林的狂热个人崇拜。他用日记记录下一切，然后在封面上写下一段话：未经我的特别允许，在五十年期满之前，不能发表这个笔记。直到1985年，罗兰去世四十多年后，这本日记才得以公开。
次年，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也访问了苏联。和罗兰的沉默不同，纪德回国后立即出版了《访苏归来》，把他看到的工厂效率低下、产品质量低劣、物资匮乏、排队抢购、特权横行、打击异己等问题一一公之于众。苏联官方的《真理报》迅速撰文回击，指责这本书是恶毒的中伤。就连罗兰也公开批评纪德，称其著作恶劣、平庸、浅薄。
然而，他们两人在私下看到的东西，其实惊人地相似。罗兰在日记中忧虑地写道，苏联领导人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，他们拥有不受监督的权力，享有超出人们想象的特权。他真诚地希望苏共能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却又不敢公开说出来。
从罗兰的1935年到的1955年，整整二十年过去了。问题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在表面的繁荣之下越积越深。大多数人把这归结为苏联还在发展中，或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时间。这个解释，在当时听起来合情合理。
这一次，他的身份变了。不再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员，而是历经文革磨难、从安徽干校劳动中被召回的资深外交官。他的目的地同样是莫斯科，职务是驻苏使馆政务参赞。中苏关系此时已经跌入谷底，三年前珍宝岛还响过枪炮。
从北京到莫斯科，火车要开整整一个星期。一路上仔仔细细地观察窗外的景色。挺拔的白桦树、广袤的草原，风光依旧。但他注意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：沿途看不到什么新的建筑、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。列车在一个个车站停靠时，行色匆匆的旅客们衣着朴素，车站小卖部前人们抢购食品，到处有人拎着面包。
还有一个细节让印象非常深刻：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，乘客寥寥无几。他几乎能独享整节车厢。十年前，这趟列车上曾经挤满了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各类人员。如今，中苏之间的交往已降到了最低限度，只有列车还在照旧运行，像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。
抵达莫斯科后，住进了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的中国驻苏使馆。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，名义上是保护，其实就是监控。使馆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，整个院落显得空旷而冷清。
很快发现，他在1950年代就隐约察觉的那一些问题，到了1970年代非但没有改善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上台后，走上了一条与改革背道而驰的路。赫鲁晓夫时代虽然冒进鲁莽，但至少还在试图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桎梏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，一切又退回去了。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之后，官方甚至不准再使用改革这个词，只允许说完善。俄罗斯学者后来评价说，这个词语的变化本身，就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。
勃列日涅夫执政头几年，借着赫鲁晓夫改革的余温和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红利，苏联经济表现尚可。但从1970年代上半期开始，保守、僵化与停止改革的趋势日益明显。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外延扩张的路子——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、更多的资源来拉动增长。经济学家早已意识到，外延增长的要素正在枯竭，必须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集约化道路。这些建议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，议论了一番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一切依然如故，毫无结果。
与此同时，一个更隐蔽也更危险的变化正在苏联社会内部发生：特权阶层迅速膨胀。勃列日涅夫大量提拔亲信，贪污受贿成风，国家财产被大规模侵吞。据俄罗斯专家估计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，苏联的特权阶层已发展到五十万至七十万人，加上其亲属，共有约三百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。这些人互相攀亲联姻，结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利益网络。
干部队伍老化更是触目惊心。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，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岁数是61岁。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，这一个数字变成了70岁，核心成员的平均岁数高达75岁。勃列日涅夫本人在执政后期的八年中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正常工作的能力，但在现行体制下，谁也无法让他离开最高领导人的位置。正如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所说：现行的机制、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，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。
在《外交十记》中引用了阿尔巴托夫的判断：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问题所在，也提出了转型方案，但一切只是停留在纸面上。问题被看到了，被讨论了，然后被搁置了。这种看见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状态，才是苏联体制最深层的病症。
那么，为什么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、广袤领土和丰富资源的超级大国，会陷入这种明知有病却无法治疗的困境？
回到罗曼·罗兰和纪德的故事。1935年，罗兰看到了特权阶层正在形成，看到了个人崇拜的泛滥，看到了底层民众的困苦，但他选择了沉默，把日记封存五十年。1936年，纪德看到了几乎相同的景象，选择了公开批评，结果立刻遭到苏联官方和整个亲苏知识分子圈的围攻。
两种做法，两种结局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这个体制拒绝一切公开的批评。无论批评者出于多么善意的动机，无论他们的观察多么准确，只要触及体制的痛处，就会被定性为恶毒的中伤。苏联当局讳疾忌医，把所有公开的质疑都视为敌对势力的颠覆，这本身就是斯大林模式最顽固的痼疾之一。
在1950年代感受到的那些难以理解、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，到1970年代变成了肉眼可见的停滞和衰败，再到1980年代后期，终于演变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崩溃。
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后，试图用公开性和新思维来挽救局面。但为时已晚。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特权阶层已经根深蒂固，官僚体系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动力，经济结构的转型窗口早已错过。更致命的是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——在没有建立起有效替代机制的情况下，仓促放开了政治控制，结果不是治愈了旧病，而是引发了新的混乱。
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回忆说，到了1980年代后期，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从内部爆发。当戈尔巴乔夫还在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时，连他身边的人都感到困惑——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，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。
1991年8月19日，一群保守派发动政变试图挽救苏联，三天后即告失败。同年12月25日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，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。
在书中写道：苏联的解体，几乎像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事情，但导致其瓦解的许多因素，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。
这句话，或许就是他对自己那个毕生疑惑最终的回答。苏联的问题，不是出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，不是出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，甚至不是出在某一个历史阶段。它的问题出在一种体制的深层逻辑——一种既不允许外部批评、也没办法实现内部纠错的运行方式。当这种体制遇到需要根本性变革的历史关口时，它既不能及时作出调整，也不愿承认错误，最终只能在积重难返中走向崩溃。
中苏关系在1989年实现正常化后，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多次访问莫斯科，亲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历史巨变。面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，他代表中国政府坚持了一条原则：不干涉别国内政，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，同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。这条原则，后来成为中国处理与原苏联地区国家关系的基本方针。
苏联的教训并不复杂，但极其沉重：一个体制如果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，那么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，都可能在某个临界点上被自身积累的矛盾所吞噬。经济停滞可以忍受，特权腐败可以掩盖，思想僵化可以粉饰，但当所有这样一些问题叠加在一起、而体制又拒绝面对的时候，最终的结局往往不是渐进的改良，而是猝然的崩塌。
罗曼·罗兰在1935年看到了裂缝，选择了封存。纪德在1936年说出了真相，遭到了围攻。在1955年感到了困惑，带着它走完了一生。三个不同时代、不同国籍的人，从不同的角度凝视着同一个庞大的机体，都隐约看到了某种不祥的征兆。而这个机体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既没有倾听善意的忧虑，也没有接受尖锐的批评，终于在1991年的冬天轰然倒塌。
历史留给后人的问题或许是：当一个制度面对危机时，究竟是及时作出调整更难，还是承认自身存在根本性的问题更难？
2.《莫斯科日记》，罗曼·罗兰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（原著1935年写成，1985年首次出版）
宣布辞职、赴基辅挺乌、走欧洲路线，武契奇出招，塞尔维亚回不去1617阅读
,谈球吧首页
